2022年10月萤飘碎火流

博主： Kant
发布时间：2023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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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总结我迟迟未动笔，大概也不会动，过去的十月我在写的时候也很艰难，回忆昨天的自己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像是从土地里费力的挖出自己被埋下的回忆之脚，你很难确定这到底有什么用，但好像不这样做，思维的步伐就不会迈开。

哲学家的通俗写作存在一种悖论，自己关心的问题未必是大众所关心的问题，写作常常是很少数的人所希望看到的东西，大多数时间是废纸一张，在互联网的电子比特时代，连废纸都不算。

但也许哲学家，或者学者的写作就是这样，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切身地体会到我们自身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或者说困惑自己，使自己感到苦闷、苦恼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如果没有自己的问题，无论是从中国先秦到宋元明清的思想家那里，或者西方的思想家那里去接受一些观念，从我自己现在的感觉来说，都是虚的，或者说是漂浮在空中的，没有办法变成自己的思考。

而自己的问题如何形成？我感觉这是我比较痛苦的一个问题。

我去问自己的师友，大致得到一个回答：自己对现实要有一个切身的感受性，然后把它上升为一种理论的思考，从传统的理论出发，给予自己的现代性阐释，这是一位学者必须经历的思想过程。

德国哲学家在这方面做的不错，德国哲学家是以一些新颖的方式来架构一些很老的问题，如形而上学的存在论问题、主客关系问题、主体与实体的关系、一元论，二元论的问题，德国的哲学家常是以一种完全新颖的方式将其架构起来。

这里存在一种必要，过去是无声的，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或者说，过去总是需要一个当代的阐释者。

而如果这个阐释者否认与过去的关系，那么过去就已经被埋葬了。

历史很容易被埋葬和遗忘，它自己不会发声，若看不到那些书，听不见人讲，而或讲的人又不说他和历史有什么关系，那么这段历史就被埋葬了。

这是很容易就会发生的事。

对过去，每个人都是有选择性地遗忘和记忆的，哪怕是潜意识，都是有选择性的，当我们回忆过去时，常常会对过去有一个重新的安排，这个安排，就是为了确认自己现在的身份，比如你要博士答辩，就要说明自己之前的学习经历，这是基于当下的，要确认的博士身份而进行的记忆安排。

你的新的身份，使你不得不确认你和过去是一种什么关系，对过去做什么样的选择。

从维特根斯坦出发，过去就是发生的所有事情，那些事情需要我们来重新登记，而在这个重新登记的过程中，除了存在身份的选择外，还有特殊经验的缺乏和语言对我们的限制。

你不会用很多词语，就限制了你的表达方式，也就客观上限制了过去的呈现。这段过去也就如同加酸制成的纸页，在缓慢燃烧中，更容易被埋葬了。

再延伸出去，语言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你的回忆和表达，反过来也就埋葬了过去的一段历史。那段历史就没有通过你的语言呈现出来。

马克思在很早就告诉我，所有理论思考的后面的物质性的关系或物质性利益。 尼采不一样，他是一个极端化的对历史肯定与否定的典型人物，他掀起了近现代的哲学革命，就像叔本华与克伦凯郭尔一样，从风格与气质上，开始表达个人的恐惧、颤凛、绝望与无可奈何。

大概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人感觉到自己没有任何出路，没有任何前途，这种社会的戾气，无法发泄的愤怒、不满、绝望，对时代不可捉摸的恐惧，在失去了确定性，失去了信任的情况下，哪一种哲学，能够表达出这种不确定、失去信任的时代的特征，人的感受，也许会受到人的喜欢。

我们这个时代的风格与气质整体的发生改变了，人们不再想，也很难再心平气和的研究理论问题了，那种严肃而缓慢的界定一个词的词意，讨论一个词的源流与翻译的心平气和的态度，在今天很难得。

当下永远有比这些更紧迫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使大家心里有一种，另外的，情绪性的感受，所以德国古典哲学这样心平气和、慢条斯里的做结构性的建构理论，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很难的吧。

从黑格尔与马克思继续说下去，文化作为一种传统，主要是和某种不变的习俗联系在一起，一个社会，潜意识的在接受或批判某种行为规范，非此，传统无法维持到现在，反面也成立，当习俗改变，或无法沉淀，这个社会所接受或批判的行为规范就无法持续，这会影响到语言，进一步影响我们的一些关键性的态度。

所有的传统都是通过语言记载下来的，我们的语言中的一些基本的概念，构成了我们的一些关键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关键的是有一些大的概念，无论个人是否作为主体接受或批判，这些概念实际上构成了我们的一些关键的观念。

在这些概念中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类：

一类是比较宽泛的概念，如：时间、空间、物质、精神等···　这些很重要，但不研究，也不会成为问题的概念。

还有一类概念，就是我们认识和感受这个世界与人际关系的变化中的一些框架性的概念，如：正当、真理、义务、主权、合法性、正当性等等在日常生活中就得打交道的概念，其中当下最重要的框架性概念大概就是　“权力”(Power) 了。

按罗伯特·罗素的解释：

“

权力是故意作用的产物，当甲对乙的行为产生作用时，甲便具有对乙的权力。

简言之，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或预见效果的能力。

这种能力是一种故意的效果性产物，既故意的显示自己的权力，来达到一种效果，通过这种效果来看他是否有这种权力，或者测试这种权力的大小。

”

我对此的理解是，权力的本质是对别人的行为产生预见性的承诺，而当这种承诺无法生效时，建构在这种承诺上的系统就会崩溃。

在康德与黑格尔建构现代社会的法权体系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人格，而人格与归责有关，归责就是把责任归于你的主体，动物、物品是无法归责的东西，比如老虎作为食肉动物要吃羊，或具体的物品是无法归责的。

归责是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想没有想到你这样做，你承担责任，要归责的，就是说，你有没有人格，就是能不能在你身上归责？责任是否能归于你，就是你有没有人格的一个概念，从这个角度延伸出去，一个人如果不归责，不负责，归不到他那里去，这个人或者法律意义上的团体在这个语境下来讲，就没有人格，因为其对别人根本产生不了任何预见性的承诺。

这里又涉及到一种悖论，《左式春秋》中的子产铸刑鼎的著名争论：“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 与子产铸刑鼎的矛盾，我在这里横向理解为这是一 个关于 “法权” 的问题。

法权是康德在《道德哲学论》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大致涉及到三点：

a. 涉及一个人格对另一个人格的外在行为关系。

涉及到和他人的关系，而所有的人都是有人格的，人格是可以归责的主体，那么当一个行为主体和另一个行为主体发生关系时，这里就涉及到法权。

b.涉及什么是与他人关系中的任性

因为人是自由的，所以人就有任性，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里面特别强调 “任性” 的问题，康德也讲，如果你讲自由、法，这类的东西，不排除任性，任意所为，是不行的。

如果法权涉及到一个可以归责的行为主体，而一个行为主体产生和另一个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那么这里面就涉及一个任性问题。

生活中是存在不是刻意很坏，但是很马虎，或随意的事情的。

c.涉及他人是否都可以按照任性行事。

如果认为这种任性就是自由，那么他人是否可以按照这样一个普遍法则行事？

所有任性者都要考虑，他人是否也能够这样？ 这是康德的道德哲学，或者他的实践哲学中的一个核心命题：是不是所有的人，任何人都可以这样？

如果任何人都可以这样，那它就是普遍法则，如果只有你可以这样，别人不行，这就叫任性。

但现实中确实会出现有不负责，但是同时希望任性的存在，对于这点，康德引入了法权的分类，法权分为自然法权与实证法权

康德认为法权分为自然法权与实证法权，这个有点像黑格尔讲的自然法与实证法。

自然法，是自然有一种法则，可以理解为从上帝的律法演化而来的，自然法是一个人应该具有的法权，中国的董仲舒将其解释为天人感应，两者非常不同，但可资为理解。

实证法权，就是人订的法。

实证法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实证法的。

实证法做为人订的法，必须合乎自然法的基本原则。

自然法与实证法的关系在黑格尔的理论中有更多的论述，这里讨论任性的问题。

一个人或组织，要运用权力，就需要让别人有履行自己权力的义务，而一切义务，要么是法权义务，要么就是德性义务，也既人守义务，要对义务做区分，义务要么是外在各种法权的这种规定，要么就是发自内在的一种行为目的，德性义务常常与上帝的信仰有关，是一种德性的存在，是孟子所说的　“惟士之安”　的存在。从这个角度出发，一个人或组织，在没有符合自然法的情况下，任性的制定实证法，大概是很难去让别人去守义务的。

所以这里可以得出一个有些悖反的结论：没有让别人对自己的权力做出明确预期的权力拥有者不能拥有权力。

这和“自律者有自由”，第二天要去踢球的人晚上能不能控制自己不去喝啤酒，熬夜节省体力才能在第二天的球场上有发挥，表面有些相像，但本质上非常不同。

从哈贝马斯的角度说在黑格尔之后，一切政治哲学都是黑格尔政治哲学，都要从黑格尔继续说下去，不是黑格尔左派就是黑格尔右派，想到这个问题时，很自然的想到当下对自己的界定：

和很多朋友不同，生于河南的我接触的是一个农民的中国，对社会自然的有强烈的关注，很少有人真正能被抽象的口号全身心地吸引。

对我个人来说，我较多的看到中国的真实，体会到它们所包含的许多特性，希望中国改革，但是不会去迷信一个纯政治的答案。一方面，我可能会拥抱进步的希望，做不到成为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另一方面，经历过很多事情后，不会非常的罗曼蒂克。

历史总是教人谦逊一些：历史证明人的认识能力、预见能力和成功地自觉塑造基本事态的能力常常相当有限，人应当承认偶然性的巨大作用，某种变更的可能和深刻的不确定性。

写到这里，想起之前在学校时听到王受之院长的话：“对于一位学者来说，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了解、梳理、整理，分类。’——这个过程通常会持续二十年。”

想起这些老师们的事，我常常会感到一种安慰，和他们的经历与付出比起来，我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当下遭遇的困难都不算什么，如果你把时间放长，积累努力的话，那么在未来的你将拥有很多现在所没有的能力，看到很多现在的视野所看不到的事物。

我喜欢帕特里克·温斯顿（Patrick Winston）的故事，他在休假去滑雪时的一次经历，他在滑雪的地方遇到了奥运会的跳马冠军，那位是在身体上很有天赋和控制力的人，但在刚刚滑雪的时候，她保持不了平衡，很紧张，只能向上的举起手，而最好的办法其实是放松，把身体重心降下来，这件小事让他明白了一件道理，即使是很有天赋的人，也是需要学习和训练的，综合的信息与好的思维逻辑，是能够减少别人的天赋的乘数的。

他经过这段经历，总结出一个公式，天赋是里面的乘数，但其他更重要的事能够将这个乘数的重要性减弱。

记得大一入校的时候，听郑也夫老师讲做事时的态度：“做贼”

对学问，对生活中想做的事，要一直惦记着，这样一开始可能没有机会，惦记着惦记着，可能机会就有了。

郑老师是对的，但这个过程真的很无聊，有时压力也很大，非常需要韧性。

10月15日，我很喜欢的数学家张益唐在宣布证明了朗道-西格尔猜想，朗道-西格尔猜想 和 黎曼猜想 有很强的相关性，如果张证明了朗道-西格尔零点不存在，那对黎曼猜想将作出贡献， 如果张以正面肯定的形式回答了这个问题：存在朗道-西格尔零点，那么黎曼猜想可能是错的，2022年的11月份会出相关论文评议的预印本，我对此非常的期待。

张益唐是传奇数学家，数学家这个群体，非常的吃脑力与天赋，30岁后在数学领域取得突破性创新近乎不可能，他20多岁到美国，博士论文方向失败，在赛百味端盘子，睡在车里搞数学，数年后才在朋友的公司里因为用数学方式解决了一个互联网问题才获得一些稳定收入，他在已经超过30岁这样一个数学家的“寿命”以及这样完全没有做数学条件的环境中做了20年。

在50岁后，于被数学家成为数学届“捅不破的窗户纸”，孪生素数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后，张在youtube上面接受采访时对记者提到一首诗：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2022年10月18日，与辉瑞合作开发针对 COVID-19 的信使RNA (mRNA)疫苗、共同创立BioNTech的夫妻团队预言，10年后就会出现可大规模使用的癌症疫苗，如果这个消息成为现实，10年后癌症疫苗问世，并且在未来30年逐渐降价的话，那么现在20岁的人大概率会在60岁左右能比较廉价，可负担的打到，界时人的平均寿命可能突破百岁，达到120岁，从个人角度来说，现在的时间与空间观念，可能在界时会完全不同。

2020年10月是美国《外交》杂志第一百期的纪念版出版的时间，在百期纪念文章上，《外交》杂志登载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站在历史的起点上。对于今天活着的每一个人来说，有十个人在过去生活和死亡。但是，如果人类像一般的哺乳动物一样存活了很长时间 物种一样长的时间，那么每一个今天活着的人，就会有一千个人活在未来。我们是古人。在一个典型的人类生命的规模上，今天的人类勉强是一个挣扎着走路的婴儿。”

我忽然明白了陈子昂在幽州台上的悲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

恒心、耐力与坚持，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到最后，比黄金更珍贵与持久的东西。

最后修改：2024 年 0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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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t • 2023 年 10 月 31 日

而自己的问题如何形成？我感觉这是我比较痛苦的一个问题。

这里存在一种必要，过去是无声的，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或者说，过去总是需要一个当代的阐释者。

而如果这个阐释者否认与过去的关系，那么过去就已经被埋葬了。

历史很容易被埋葬和遗忘，它自己不会发声，若看不到那些书，听不见人讲，而或讲的人又不说他和历史有什么关系，那么这段历史就被埋葬了。

这是很容易就会发生的事。

你的新的身份，使你不得不确认你和过去是一种什么关系，对过去做什么样的选择。

你不会用很多词语，就限制了你的表达方式，也就客观上限制了过去的呈现。这段过去也就如同加酸制成的纸页，在缓慢燃烧中，更容易被埋葬了。

再延伸出去，语言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你的回忆和表达，反过来也就埋葬了过去的一段历史。那段历史就没有通过你的语言呈现出来。

在这些概念中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类：

一类是比较宽泛的概念，如：时间、空间、物质、精神等···　这些很重要，但不研究，也不会成为问题的概念。

按罗伯特·罗素的解释：

“

权力是故意作用的产物，当甲对乙的行为产生作用时，甲便具有对乙的权力。

简言之，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或预见效果的能力。

这种能力是一种故意的效果性产物，既故意的显示自己的权力，来达到一种效果，通过这种效果来看他是否有这种权力，或者测试这种权力的大小。

”

我对此的理解是，权力的本质是对别人的行为产生预见性的承诺，而当这种承诺无法生效时，建构在这种承诺上的系统就会崩溃。

法权是康德在《道德哲学论》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大致涉及到三点：

a. 涉及一个人格对另一个人格的外在行为关系。

涉及到和他人的关系，而所有的人都是有人格的，人格是可以归责的主体，那么当一个行为主体和另一个行为主体发生关系时，这里就涉及到法权。

b.涉及什么是与他人关系中的任性

如果法权涉及到一个可以归责的行为主体，而一个行为主体产生和另一个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那么这里面就涉及一个任性问题。

生活中是存在不是刻意很坏，但是很马虎，或随意的事情的。

c.涉及他人是否都可以按照任性行事。

如果认为这种任性就是自由，那么他人是否可以按照这样一个普遍法则行事？

所有任性者都要考虑，他人是否也能够这样？ 这是康德的道德哲学，或者他的实践哲学中的一个核心命题：是不是所有的人，任何人都可以这样？

如果任何人都可以这样，那它就是普遍法则，如果只有你可以这样，别人不行，这就叫任性。

但现实中确实会出现有不负责，但是同时希望任性的存在，对于这点，康德引入了法权的分类，法权分为自然法权与实证法权

康德认为法权分为自然法权与实证法权，这个有点像黑格尔讲的自然法与实证法。

实证法权，就是人订的法。

实证法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实证法的。

实证法做为人订的法，必须合乎自然法的基本原则。

自然法与实证法的关系在黑格尔的理论中有更多的论述，这里讨论任性的问题。

所以这里可以得出一个有些悖反的结论：没有让别人对自己的权力做出明确预期的权力拥有者不能拥有权力。

和很多朋友不同，生于河南的我接触的是一个农民的中国，对社会自然的有强烈的关注，很少有人真正能被抽象的口号全身心地吸引。

他经过这段经历，总结出一个公式，天赋是里面的乘数，但其他更重要的事能够将这个乘数的重要性减弱。

记得大一入校的时候，听郑也夫老师讲做事时的态度：“做贼”

对学问，对生活中想做的事，要一直惦记着，这样一开始可能没有机会，惦记着惦记着，可能机会就有了。

郑老师是对的，但这个过程真的很无聊，有时压力也很大，非常需要韧性。

在50岁后，于被数学家成为数学届“捅不破的窗户纸”，孪生素数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后，张在youtube上面接受采访时对记者提到一首诗：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2020年10月是美国《外交》杂志第一百期的纪念版出版的时间，在百期纪念文章上，《外交》杂志登载了这样一句话：

我忽然明白了陈子昂在幽州台上的悲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

恒心、耐力与坚持，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到最后，比黄金更珍贵与持久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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