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宗洋的博客 - 采访
type: channel
link: https://deathfugue.com/category/Interview/
description: 从2019年开始采访，主要集中在人文社科领域。
items: 包刚升教授新书《大国的命运》专访
items: 专访钱永祥：动物是人性的镜子
items: 专访游戏专家熊硕：从黑神话爆火谈如何引导与促进游戏产业长远健康发展
items: “哈以冲突”如何走出仇恨困境？
items: 郑也夫就《五代九章》答记者问

包刚升教授新书《大国的命运》专访
type: item
date: 2024-08-26T12:48:00+08:00
description: 受访学者：包刚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理论、比较政治与政治史。著有《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政治学通识》《民主的逻辑》《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演变：西方政治的新现实》《包刚升政治学讲义》以及英文专著Politics of Democratic Breakdown（Routledge 2022）等。2024年6月出版新书《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本次访谈为学人Scholar志愿者赵逸轩、博主、杨牧樵围绕《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一书对包刚升教授所作采访。大国的现代化：一个普遍多于特殊的问题学人：《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后文简称“《大国的命运》”）这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包刚升：这本书源于我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关心。1840年左右，中国开始与西方发生直接的碰撞，现代化的问题就立刻被摆在了眼前。早年读书的时候，我以为中国的问题是很特殊的——这与我当时接受的知识理论受到的限制有很大关系。但随着开始研究比较政治，我逐步发现，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一点都不特殊，而且有一类与中国类似的国家，都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遇到了比较大的挑战。这一类国家，就是《大国的命运》这本书中我说的非西方传统大国，比如俄罗斯、印度、伊朗，以及土耳其和埃及。这些国家大致在1700年到1750年之间，也就是工业革命还没有广泛影响整个世界之前，它们的整体发展水平是不低的，在世界上也都是影响比较大的国家，但在它们遭遇西方后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了全面的危机。比如，中国不断地在主动或被动的战争中遭遇失败，印度沦为了殖民地，曾经的中东强国奥斯曼帝国也遭遇了很多问题。这样的国家在西方兴起之后几乎都遭遇了全面的危机，我关心的问题是，这场危机的性质是什么？它们为什么很难完成现代转型？如果梳理转型成功国家的经验，它们转型成功的因素又是什么？有些国家在遭遇危机后，进行了一定的改革调整，恢复到了比较好的水平，这时就会出现“大国崛起”。在19到20世纪，有些大国的崛起导致了战争，有些大国的崛起却能够维持和平，导致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对今天的中国，包括俄罗斯，都很重要。我们想想看，假如今天参与采访的几位不是中国人，而是俄罗斯人，大家会觉得这个问题重要吗？当然很重要。俄罗斯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号称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现在跟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部分地跟整个西方进行某种程度的作战。一个国家崛起以后，到底会维持和平还是引发战争，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假设，假如一个非西方传统大国经过各种努力，成了一个比较领先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要成为世界领导者的话，背后需要一种怎样的支撑逻辑？它的成功有哪些要素？我大体上是要解释这个问题。我在上课时谈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时，提到存在两种对立的理论。一种是现代化理论，把现代化视为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后发国家的政策是按照成功国家的经验来制定和执行的，这样后发国家才更容易成为现代化国家。还有一种相反的理论叫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依附理论，一度（也包括现在）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极大。这个理论听上去也很有说服力，但是，我要问一个和上文一样的问题：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国家是按照依附理论的指导，最后成功地发展起来，乃至跻身全球最发达国家行列的？恐怕没有，一个都没有。很多信奉依附理论的国家都不能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现在研究依附理论的人也不少，这套理论有完整的预设、推理和结论，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按照我的理解，它总体上是一个错误的理论。尤其是当我们用依附理论指导发展中国家时，现实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误人子弟，耽误而不是推动国家的发展。所以，从经验层面来看，我觉得现代化更多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崛起”或“复兴”：不可过分陷入语义之争学人：您如何定义“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 Trap）？包刚升：“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是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 ， Jr.）提出的，但不是他首创的，而是他使这个概念变得非常流行。修昔底德陷阱主要讲的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和既存的主导大国之间，存在一种权力竞争。我认为这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成立的。有一个守成的主导大国在，如果有崛起的国家去挑战它，两者之间是有可能发生冲突的。但我认为单纯从两国权力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片面。我这书第四章的标题是“崛起：新兴大国的和平与战争”，在这里我认为应该引入“少数关键变量”的分析框架。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大国的权力竞争，但牵涉的内容相当庞杂，分析者可以用20个甚至30个变量来解释，把所有因素尽可能地罗列出来，但这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我认为应该有一个所谓“少数关键变量”的组合，这点我在书里有比较系统的讨论，比如：历史地…

专访钱永祥：动物是人性的镜子
type: item
date: 2024-08-22T12:34:00+08:00
description: 美国纽约州布朗克斯动物园的展览，展位上写着“THE MOST DANGEROUS ANIMAL IN THE WORLD (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下面是一面镜子。台湾著名政治哲学学者钱永祥近年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动物伦理。动物伦理学的基本态度是，动物的痛苦也是人类需要考虑的。“人类只关心有理性的人，而不关心动物，这是‘物种歧视’。好像男人只关心男人的利益，把女人的利益看成是次要的；白人只关心白人的利益，把黑人的利益看成是次要的。”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渴求人均成圣成贤的高调道德要求，钱永祥提倡“低调的道德”，一种更为务实的、缓和的、大多数人能做到的道德要求，比如尽量减轻动物的痛苦，不要去欺负别人。长久以来，对动物伦理的关注似乎总是哲学院正餐后的点心，遑论入严肃的伦理与政治哲学之门。但钱永祥在《人性的镜子》这本八万字的小书中，意图把传统人类中心的哲学观念，延伸到它不曾到达的彼端。将人类作为“自然之一”而非唯一，这不仅是为了动物，也是为了让人类成为更好的“人”。本次访谈为学人Scholar志愿者赵逸轩、博主、卢枫、孙绪谦围绕《人性的镜子：动物伦理14讲》一书对钱永祥先生所作采访。访谈文稿未经受访人审阅。学人：您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捡到一只猫的故事，后来您还养了很多只猫，能简单谈一谈您与宠物的故事吗？钱永祥：开始养猫是很偶然的。有天我太太走在路上，一个小朋友把一只小猫塞给她，说，“阿姨，这个猫我没办法带回家了，我妈不准我养。”我太太就把小猫接回来，养在家里了。我记得很清楚，一只小乳猫还要喂奶。我最得意的一张照片就是给猫喂奶的照片。那时我们对养动物没有经验，这只猫很快怀孕了，生了一窝四只小猫。两只小猫送给别人，我们留下了另外两只，加上猫妈妈一共三只猫，陪我们过了将近二十年，后来它们陆陆陆续地走了。学人：多年前，您接受采访时说，“左派养猫，右派养狗”。除了养猫，有没有养过其他动物？钱永祥：没有，只是养猫。我们的房子不够大，养了猫就不能再养狗，它们相处不容易。“左派养猫，右派养狗”不是我的话，应该是西方人的话。意思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我想，也许是养猫的人比较没有办法让猫听人的指挥；狗却不同，比较听话。所以也许那句话的意思是，左派养猫，比较自由一点；右派养狗，比较威权。学人：您的研究从政治哲学转向动物伦理，有受到养宠物经历的影响吗？钱永祥：没有，我那个时候还是继续在做政治哲学。我开始养猫，猫给了我一些道德上的启发，教会我怎么样把它看成一个完整的生命。最重要的一点是，养猫让人知道这些猫都是独立的生命，有它们自己的需求、愿望，如果不理会这些东西，动物是养不好的，更不应该养动物。这就好像养小孩一样，要承认你的小孩将来是一个独立的人，养育的过程就是要使他变成一个独立的人。如果把小孩当作满足自己愿望的工具，通常最后都会失望。但是即使有这种认识，我也只是把它当作个人的心态，没有想要去做动物伦理研究。1996年，我翻译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是另一个机缘。1980、90年代之间，台湾有个很刺目的社会现象，流浪狗非常多，那时候只要开车上高速公路，一定会碰到被车撞死的狗的尸体，就在那里躺着，被车子压着，你可以想象流浪狗有多少。那个情况让我觉得很受不了。流浪狗的命运很悲惨，大量的流浪狗也构成了一些社会问题，我觉得我们跟动物的关系出了问题。这么多动物在经受痛苦，里面一定有一些东西是人类做错了。所以我去找了台湾的第一个动物保护团体“关怀生命协会”，我说他们在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我也想参加，看看我能做什么。他们说你就帮我们介绍一下西方的动物伦理的理论，当时最应该做的就是把《动物解放》翻译成中文。1996年这本书出版之后，有大陆朋友介绍到中国大陆，1999年在中国大陆也出版了。2004年大陆一位安徽医科大学的学者祖述宪也做了一个新的译本，他可能觉得我们的译本不太理想。我开始跟动物伦理有接触，是在翻译彼得·辛格这本书后。但那之后，我还没有真正开始从事相关的研究，西方各家有不同的动物伦理，我没有想到该怎么使它们自成一体，如果只是介绍这些书的内容，把每一家的理论罗列下来，就会变成一本教科书，那不是我想做的，我做的研究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我会自己读很多东西，想这些问题。一直到2019年，梁文道先生叫我去做音频节目，我想时机来了。我开始写稿子，写了三年多，这时梁文道先生已经离开那个节目了。为什么花这么久的时间？我没有只是罗列西方各国的理论，而是在讨论动物伦理牵涉的各个问题，比如这些观念怎么来的，有过什么样的发展，最后变成了动物伦理学。我找到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叙事，从人类面对动物的基本心理机制开始，谈到人类对动物的基本态度，我称之为“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天生的，是后来才有的。在农业社会之前的渔猎采集社，人会去猎杀动物、吃动物，但动物并不处在人类的支配之下，相反，动物可以…

专访游戏专家熊硕：从黑神话爆火谈如何引导与促进游戏产业长远健康发展
type: item
date: 2024-08-21T23:18:00+08:00
description: 熊硕，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实验室副研究员，中国游戏产业智库专家，中国音数协游戏、电竞产业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武汉市黄鹤英才，湖北省电竞协会副秘书长。致力于游戏科学研究、游戏人才培养和游戏策划设计工作，重点关注游戏内置的科学问题，游戏系统、机制和数值的分析设计，以及游戏作为解决方案在当代教育、战略、传播、医疗等相关领域的应用。著有译著《电子游戏世界》《电子游戏大发展》，编著教材《游戏学导论》。本文采访于二零二四年八月十五号，由张云翔，赵逸轩进行采访，博主策划。从《黑神话悟空》看中国游戏产业学人：最近游戏业界有一个很受关注的话题，名为游戏科学的公司制作了一款游戏叫《黑神话悟空》。你能介绍一下《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吗？为什么在今天这款游戏引起了互联网和游戏界这么大的关注？熊硕：《黑神话：悟空》是游戏科学开发的一款游戏，将于本月20日在包括PlayStation5上的多平台上发布。或者说，《黑神话：悟空》算中国游戏史上严格的第一款3A作品，所谓3A其实是一个行业用词，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但通常认为3A代表着最高质量的游戏类别。每年12月的TGA（The Game Awards，这是一个等同于电子游戏界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基本上拿年度最佳的作品都是3A作品。我国虽然电子游戏产业产值很高，但每年在TGA上少有作品能露面。如果类别电影的话，等同于中国市场没有现象级大片，只有短视频和网剧，偶尔可以出现优秀的商业片。因此大家这次对《黑神话悟空》的关注和对《流浪地球》的关注本质上是一个逻辑。（补充：刚刚最新的数据中，《黑神话悟空》已经成为Steam销量全球榜首第一，在美国区、俄国区也进入到了各自榜单的第六，说明有相当的外国用户开始关注。）中国由于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最终形成了一种很特殊乃至于不健康的游戏市场环境，导致资本市场侧依赖免费陷阱+抽卡氪金+短平快流量赚钱的运营方式，即便是国内的头部大厂，也因为经济利润考量拒绝制作吃力不讨好的3A，有情怀的中小厂则根本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资金实现理想。另一方面国家部门之前也对此不够重视，游戏也没法像其他媒介那样依靠国家力量做文化型重点项目。所以从我还是学生时，就在问国内的游戏大厂什么时候能做3A游戏；等我工作后，我的学生们还在问这个问题；纯粹游戏人对国产3A的期望，就像60年代憋着一口气的科研工作者看见到了核爆蘑菇云，就像现代军迷对辽宁号和J20的期盼，这是一种纯粹淳朴的文化爱国主义情怀。我们知道，当辽宁舰出现后，山东舰和福建舰就接踵而至了。如果《黑神话悟空》成功了，它的出现至少证明了以下几点：国内纯资本力量是可以走通3A游戏大作这条路的，这个螃蟹吃了，能让一些有理想的资本投入到这个赛道，也许更多的《黑神话悟空》就会出现2.辽宁号让很多非军迷关注到我国军事的发展，《黑神话悟空》能让很多非游戏人或者对游戏了解限于充值氪金的人关注到我国游戏和文化出海的发展。《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国家而言最重要的不就是文化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么。3.《黑神话悟空》还没发售就已经引起了一点文化输出现象，乃至于狠狠地反击了西方白左的政治正确价值观，甚至引起了一些西方反华记者的议题针对。如果《黑神话悟空》未能成功撕碎西方构筑的媒介霸权网，无疑给中国未来的国际形象塑造工作指出一条明路，结合1就能杀出一条血路。突然觉得教员写的“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太符合这款游戏的调性和主题了。4.结合前三点，也许能够大幅度改变中国社会大众对于游戏的认知，让电子游戏成为国之利器扫除障碍。最终我再补充一句，像我们在研究电子游戏史的时候，一般都会有做区分的时间节点和具体重大事件，例如1983年的“雅达利大崩溃”和“任天堂崛起”，使得1983成为重要年份。而《黑神话悟空》就是中国游戏史上，足以作为开启新时代的标记型作品。学人：你认为《黑神话悟空》会不会存在一些问题和风险？如果这款游戏失败了对产业会有什么影响呢？熊硕：7月份有一份报告显示《黑神话悟空》光预购已经120万份，达到了3.9亿元，这还是游戏没发售前的预购。按照游戏科学CEO冯骥自己的判断，大概需要200万左右就能回本。而同为魂类游戏的2022年TGA年度最佳《艾尔登法环》在国区的份额也差不多是200万份（《艾尔登法环》的销量是2500万，可以大致推断出《黑神话悟空》的全球基本盘）。截至目前最新的数据中，已经有400万steam玩家将《黑神话悟空》加入愿望单，目前在全球销量中，《黑神话悟空》登顶第一。再考虑到这次有爱国主义热情和破圈效果，等待游戏正式发售后，通过大众传播和营销会获得更多国内新玩家加入，加上海外用户后期的补充（他们不存在爱国主义热情，所以预购份额少于中国，但游戏品质一旦被验证会立刻跟上），基本上没有任何经济层面的风险了。而且据我身边…

“哈以冲突”如何走出仇恨困境？
type: item
date: 2023-12-16T18:42:00+08:00
description: 受访人：张腾欢，山东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犹太——以色列史，参译《耶路撒冷三千年》（该书获得第十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在《世界民族》《史学集刊》《世界知识》《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最新译著为《耶路撒冷：一座伟大的城市》采访人：李杰、博主（协助整理）问：您觉得这场冲突以“巴以冲突”命名更为合适还是应该叫“哈以冲突”？答：还是“哈以冲突”更为合适。近年来，法塔赫控制下的约旦河西岸地区与以色列的来往日益频繁，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远超加沙，民众对以色列的好感度也远超加沙，所以与以色列爆发大规模冲突可能性不大。此次冲突由加沙的哈马斯发起，约旦河西岸整体上处于观望态度，与以色列和平相处。问：很多人认为巴勒斯坦人搞恐怖袭击是被以色列逼出来的。因为他们不断压缩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答：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持续了多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并造成以色列人伤亡，引发全球媒体关注。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恐怖袭击一样，巴勒斯坦对以色列人的袭击背后往往有经济凋敝带来的贫穷失业这样的社会因素和个人遭遇，在宗教极端主义的驱使下，遂发动恐怖袭击。所不同的是，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袭击往往以解放巴勒斯坦、给巴勒斯坦自由这样的民族主义口号来自辩，理由就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进行殖民占领，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殖民统治。在媒体上也有这样的声音，认为这种袭击是迫于无奈，是对以色列蚕食巴勒斯坦人土地的回应。其实，这种说法是不严谨的。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以联合国决议为依据，符合国际法对民族自决和独立的规定。犹太人接受了联合国决议，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而阿拉伯人拒绝联合国决议，并一直坚持要消灭以色列，把犹太人赶往地中海，就这样和以色列发生了多次战争。由于战败，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越来越少。这里需要注意一点，以色列对原来联合国决议划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土地的占领并非要压缩其生存空间。是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武装一再要求消灭以色列，迫使以色列不得不占领部分土地来保证自身有足够的战略缓冲地带。以色列国土面积狭小，南北狭长，东西很窄，几乎无险可守，去过以色列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一点。巴勒斯坦极端分子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是长期的仇恨教育下的产物。哈马斯教育民众说，巴勒斯坦人的苦难是由于以色列的压迫，而闭口不谈自身的腐败，更不谈国际对加沙的援助都用到了什么地方。在法塔赫的治理下，如今的约旦河西岸虽称不上富庶，但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相比，依然显得繁荣有序，公民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较高。如果加沙管理者能明白这一点，将注意力放在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上，不再向下一代灌输仇恨，而是与以色列和平相处，和平和发展自然会到来。问：有一种观点，以色列国的土地已经被阿拉伯人耕耘了一千多年，阿拉伯人很宽容允许他们在当地扎根，他们却以怨报德。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答：古代犹太人曾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建立过国家。公元135年，罗马人占领巴勒斯坦，大批犹太人被驱逐，但仍有部分犹太人留了下来。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仍有少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生活。虽然后来阿拉伯人征服了巴勒斯坦，也开垦了部分土地，但在很长时间，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区荒无人烟，南部更是人迹罕至的沙漠。19世纪末，犹太人发起复国运动时，巴勒斯坦由奥斯曼帝国控制。1917年开始，巴勒斯坦由英国委任统治。阿拉伯人未在巴勒斯坦建立主权国家。严格意义上，巴勒斯坦并非属阿拉伯人所有。犹太复国主义者来到巴勒斯坦后，以和平的方式从阿拉伯人那里购买了不少土地，并开垦了大量荒地，建造了铁路、公路、发电厂等现代化设施，并提高了当地阿拉伯社会的现代化水平。1948年，联合国进行阿犹分治时的土地划分基于当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居住和开垦土地状况。所以，巴勒斯坦的土地并非完全属阿拉伯人所有，也不存在宽容犹太人在当地扎根一说。如果巴勒斯坦的土地只属于阿拉伯人，那么1948年的联合国分治决议也属于非法。问：对于以色列的这次行动，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反对派吗？答：以色列虽然地处中东，但在政治体制和社会价值观上属于西方国家，自然政府内部也有反对派。由于利库德集团这样的右翼党派长期执政，所以反对派主要是那些左派政党。对此次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进攻，政府内部也有人反对政府的强硬政策。不过，由于看到哈马斯在10月7日的袭击手段过于残忍，包括很多阿拉伯人在内的民众普遍极为愤怒，以色列国内对如何应对一事上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希望政府彻底消灭哈马斯，左派也支持这一点。所不同的是，左派主张减轻对加沙的攻击力度，最大程度减少平民伤亡。问：哈马斯应该知道这次行动会引起以色列最强的报复，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不计后果做出这种事情？答：以往，哈马斯从学校、医院、居民区、清真寺等人口密集区发射火箭弹，以色列的报复不可避免造成平民伤亡，从而引发国际舆论谴责，继而在国际施压下，以色列在斩首多名哈马斯头目后就退出了行动。这一次…

郑也夫就《五代九章》答记者问
type: item
date: 2023-12-15T18:00:00+08:00
description: 简介：郑也夫，1950年生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退休教授。采访人：博主，张羽翩李青聿 小姐亦有贡献01.我关心他人对我的著作的评价一个社会学家转向史学研究时，史料的掌握会弱于史学家，解释的能力有可能强于史学家学人：你在大众印象里，是一位社会学家，这次出版历史学方面的书《五代九章》（上海三联书店，2023.10），你怎么评价这种跨界？郑也夫：大众的印象未必来自拙作的名称和内容。《代价论》《后物欲时代的来临》《神似祖先》《吾国教育病理》《文明是副产品》，这些书的名字不像，内容和方法也真的不是今天典型的社会学风格。大众的印象来自媒体的介绍。媒体这样介绍，是因为我是社会学系的教师。如我在这本书前言中所说：“我必须也只能在一个院系领工资，这个系是社会学系，如此而已。”你问：“你怎么评价这种跨界？”我的行为应该由他人包括你来评价，不该我自己来评价吧。对所谓跨界，我没有一丝不妥的感觉。又不是进了女厕所，无涉法律和风俗。我在社会学系领工资就必须干社会学系的活。社会学系比较宽容，我从来不上必修课，我的选修课“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我国教育病理研究”在我系管理者那里没受到丝毫的质疑。当然我没有申请教“五代史”的课程，那肯定不会允准。系领导只管课程。教师在授课之外写什么东西，他们绝对不干预的。即，不是许不许的问题，只是想不想和能不能的问题。能做不能做，最终关乎你的著作的水准，那最是要由他人，而不是自己来评价的。你不是独一无二的，作为媒体的记者，你更要努力代表读者提出问题。问到“跨界”，一定是以为这是不寻常的。其实真的没什么。众人以为跨界不寻常的判定才是真正的不寻常。我在本书前言说到：杜尔凯姆、韦伯、齐美尔、埃利亚斯这些大师都从事包括历史学的多学科研究。我在几年前为北大社会学系一年级本科生的演讲“文史哲是社会科学的基础”中说：王国维的学术高度、宽度至今无出其右。你看他的非历史学的著作：《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曲录》《伦理学》（编译），以及关于中国哲学的文章《论性》《释理》。我说：文史哲兼备成就了王国维不可企及的学术高度。有谁说过这些大师跨界了。或许那是现代学术发端期的特征，以后专业化越来越重。但是过后，学科之间的杂交渐渐发生了，乃至有了历史地理学、社会心理学、政治社会学、物理化学，等等。这意味着专业藩篱的打通。社会学和历史学是极其相似的姊妹学科。它们研究的对象、方法高度一致，差别只在对象所处时段。社会学的方法似乎更多样，那是因为它诞生来的晚近，其时周围学科众多，不可能不吸收他们的营养。而社会学的主要方法早就被历史学家吸收。二者的使命都是打捞讲述和解释发生的事实。历史学要打捞考证史实不待言，社会学也要做此事。选修我课程的同学们的作业兼考试就是一篇调查报告，告知某个社会现象中人所不知的细部。那么二者有无差异？有。比较而言，史学更偏重考证，社会学更偏重解释。这是因为社会学获得事实没有史学那么艰难，故重头在解释。乃至，一个社会学家转向史学研究时，史料的掌握会弱于史学家，解释的能力有可能强于史学家，这是多年解释所练就的。我不能评价我的选择和著作。但我非常渴望和关心他人的评价。可是我知道那是非常难于得到的。通常听到的都是客气话。拙作《后物欲时代的来临》挑战了经济学理论。笔者屡次发声：希望听到经济学家的批评。但几乎听不到。今天，你让我评价自己的“越界”，我借此请学者们，当然包括史学家，评价拙作。我相信，今后越界者将越来越多，这是对过度专业化的反动。因此这批评针对的是一本书，也是一种潜在的趋势。我屡次说：无批评就无学术，我也是批判别人著作最狠的人，那时只看到书中的问题，看不到别的。**一次在天则研究所讨论我的一本书，好像是《文明是副产品》。我推荐了我的两个老学生储卉娟、田方萌做评议人。他俩遵嘱做出犀利的批评。在坐的老朋友刘业进先生坐不住了说：郑先生的书不是人人都看得懂的。休息时我告诉他这二位是我请来的。他恍然大悟。学人：你说自己不能评价自己的行为和著作。那么可否谈谈自己的性格，它是否影响了本书的风格？郑也夫：这种影响是一定的。我以为我的性格的突出特征是怀疑精神。这是基因加上青春期所处时空下——时间是文革后期，空间是农场做了八年半知青——形成的。乃至，质疑和翻案，成了本书的特征。我捡主要的说说。第一，五代的称谓。历代均有人质疑，我愿继承发扬。后周的国土（在五代中仅次于后唐）占当时中国的38%，人口30%。五代中享国时间最短的4年，最长的16年。十国中享国时间最短的29年，最长的86年。并且还有契丹的存在，它兼跨国与朝，《辽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故那五十二年不是五代十国，而是十六国，称列国时代比较恰当。第二，为石敬瑭翻案。如果割让国土发生在华夏民族的南方十国之间，会有那么大的历史罪名吗？石敬瑭割让给了胡人，可是他自己也是胡人啊。最污名的是儿皇帝。他年龄比耶律德光大，…